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最有影响力的报人，是最早对报刊的重要功能有深刻认识的少数政治活动家之一。关于报刊的功能和作用，梁启超有段精辟的言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有其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他认为“学校的对象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作文，是培植青年后起人才。学会的对象，是联络成年智识阶级。报纸的对象，是启发社会一般民众。”而要数影响力，则报纸的威力最大！

他非常懂得利用报刊来进行舆论宣传，凭着自己的如椽大笔，曾在中国的政海里几度掀起惊天狂澜。他那捕捉时代信息的敏锐嗅觉、笔端常带激情的宣传性文字，利用了近代传媒的力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新闻史家戈公振曾在《新闻学撮要》中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潮的发达，借由启其端。”此一评论，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在维新运动之前，中国的报业还非常落后，无论是官府还是民众均看不到报纸的作用，更加意识不到现代传媒的巨大威力。当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只有香港的《中外新报》、《华字日报》等几种。自从1895年，由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主编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由46期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直至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中国出现“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维新派报刊四处涌现。

1896年8月，《时务报》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任总主笔，展现了他宣传家的天才，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言辞尖锐、视野广阔、思想前卫，使其人与《时务报》均声名鹊起。数月内，《时务报》销售一万二千份，流行大江南北，“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人真实记载：“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而当时，梁启超不过是23岁的青年，他高举着《时务报》这一维新运动的鲜明旗帜，把变法思想诉诸报端，“借报章鼓簧天下”，对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权思想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自此。梁启超也渐渐走出了老师康有为的影子，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哀号疾呼，“哭世骂人”，成为言论界的骄子，鼓吹变法的杰出宣传家。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如此描述梁启超与《时务报》：“时四方新学士子喜康、梁议论新颖，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举起著者，如长沙之湘学会、时务学堂；衡州之仁学会；苏州之苏学会；北京之集学会……犹不可计数，而每会必有一种出版物以发表意见。于是维新运动，顿成活跃之观，而杂志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却并未放弃办报的事业。1898年，《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任主编，继续“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随着《清议报》行销国内和海外，梁启超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甚至“旧金山华侨仰慕梁卓如者过于康有为”。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已出版100册，并为此在报馆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和庆功大会。在总结办报成就的同时，梁启超决定扩大办报规模，进一步提高质量，向“国报”及“世界报”级别迈进。然而，第二天报馆却被人放了一把火，统统烧个精光。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1899年11月，《清议报》就因火灾而被迫停刊一个月，当时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坚持将报社迁址继续出版。这次被纵火，传说是慈禧太后恨其言论对其侮辱太甚，而遣人报复。面对报社再一次被毁的惨淡局面，梁启超激愤写道：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虽然屡受阻碍与打击，但梁启超却仍坚忍不拔地继续在办报的道路上艰难前进，决不止步。1902年2月8日，另起炉灶的《新民丛报》面世，目的首在“新民。”这份报纸与之前的报纸都大不相同，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最成功的，也是时间最长的报纸，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作为一名有责任感、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危机时代所作的巨大努力。

《新民丛报》虽然为清政府所严禁，却仍为读者争相传阅。仅国内的销售点就达49个县市，97处之多，发行量最高达一万四千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有人粗略估计，每册《新民丛报》要经过20人的阅读。“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此外，《新民丛报》还有一大历史贡献，便是将“马克思”这一名字首次亮相于中国人的眼前，梁启超当时就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泰斗，并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之世界。自办《新民丛报》起，梁启超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黄遵宪高度赞扬了梁启超的办报成就，认为：“《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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