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那个10月，当三支九死一生的红色大军在西北黄土高原紧紧拥抱的时候，他们用双脚丈量、用血肉铺就、用意志铸成的长征路，便成了一座丰碑。

又一个明媚的10月到来，在他们当年走过的万水千山，如林的纪念碑巍然屹立，而他们经历过的一个个不朽瞬间，也如同这一座座纪念碑一样，高高耸立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位于于都县城东大门的万里长征第一渡纪念碑。

长镜头一：被迫转移——秋风瑟瑟，十里相送。战马最后一次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

清澈的于都河缠绕着江西南部的于都小城。

中央红军的长征就是从越过于都河开始的。

1935年10月的几个夜晚，平日里宁静的东门码头，突然忙碌起来。浮桥上急急驶过的车马，河面上来来去去的渡船，河两岸星星点点的火把和一队队脚步匆匆的行人……

大街上刚刚张贴的标语还是“为保卫苏维埃而斗争”的口号，乡亲们看到的却是根据地一天天缩小，从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一天天增多，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他们不清楚，那支曾经让白军闻风丧胆的红军队伍，为何接连打败仗？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此刻又在哪里呢？

游击赣南闽西，从井冈山上一路南下的“朱毛”红军，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开辟了全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鼎盛时期，中央苏区面积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453万。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毛泽东便是从那时起被尊称为“毛主席”的。

一座谢氏祠堂用木板隔成15个房间，装下了红色政权的整个首脑机关。毛泽东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年轻的人民政权以她的亲民爱民和清正廉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当时23万人的兴国，就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红色政权诞生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猛增到6.7万人。

然而，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前两天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一年之后的宁都会议，又排斥毛泽东对军事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26日，毛泽东被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了对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支队伍的直接领导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口口声声指责毛泽东为“山沟里马列主义”的临时中央便在城市无法立足，不得不从上海迁往苏区。接着到来的，还有一位名叫李德的德国人。尽管李德既不精于军事更不懂中国实际，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博古等却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拱手相让。正是这位洋顾问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使得红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一败涂地。

1934年4月21日，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被攻占；5月，建宁、永安、连城等县相继失守；10月初，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瑞金、于都等三四个县。

以党、政、军为一体的长征已成定局。曾经红红火火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同样因为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此后一年之内，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也不得不撤离各自的根据地，被迫突围转移。

秋风瑟瑟，十里相送。战马最后一次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80年后的今天，位于于都县城东大门的万里长征第一渡纪念碑，仿佛还在秋日夕阳下默默等待那些从这里踏上长征路的红军将士。

湘江之战纪念碑。

长镜头二：血染湘江——失去了指挥权的毛泽东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官兵倒在血泊之中。

从红土地出发的中央红军，一半以上被打死打散在广西北部的湘江两岸。

那是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役。激战过后，湘江水由清变红，当地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国民党追击军原本离红军有两天的路程，而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广西军阀也唯恐中央军借追剿红军之名占据广西，并没有全力设防，还悄悄给红军留下了一条通道。然而，带着印刷机、X光机甚至造币机上路的长征大军根本无法快速行走。等到蒋介石以通共之名威逼白崇禧，留给红军的机会悄然失去了。

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一天之内战死两个团长；端着刺刀的敌军甚至冲进了红一军团的指挥所……

整整5天5夜，红军与数倍与己的敌人浴血鏖战。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燃烧弹把阵地烧成一片火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官兵倒在血泊之中。

掩护中央纵队艰难渡过湘江，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和担负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29岁的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这位从秋收暴动起就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铁血汉子宁死不当俘虏，硬是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14名团以上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受损最严重的红八军团编制被撤销，其余各军团人员已不足出发时的一半人数，8.6万人的红色大军血战湘江后仅剩3万余人。

27岁的博古悲痛万分，一种难辞其咎的恐惧感涌上心头，他举起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时候，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拦住了他的举动，“你要干什么？”博古还在惊愕之中，聂荣臻已经跑到了到他的面前，“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没有什么比死者的鲜血更能激发生者的反思了。几乎所有的长征将士都在怀念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日子，呼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遵义会议会址。

长镜头三：艰难转折——平均年龄34岁的20位与会者，决定了红军的命运，也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遵义城里这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西壁合的二层建筑，至今仍是这座黔北重镇最醒目的标志——人们的心目中，它与延河边上的宝塔和北京的天安门一样神圣。

这本是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柏辉章不曾想到杨杨昆明往事，他在老家用以光宗耀祖的这座小楼，竟然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

从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之战的惨败中，红军将士认清了“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突破乌江、占领遵义，为党和红军纠正错误领导创造了条件，而长征之后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终于第一次不受干扰地行使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力。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就在这座后来成为圣地的建筑里，刚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泽东不仅在失去指挥权两年零三个月后重新赢得了红军，而且真正进入了党的核心领导层。

那一刻，平均年龄34岁的20位与会者，决定了长征的命运，也从此将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毛泽东说：“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仿佛是历史的巧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正好是14年，而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诞生也正好是14年。

不过，此刻的毛泽东不可能有丝毫的喜悦。

前有川军上百个团已经沿长江布防，截断了红军北上的去路，后有浩荡而来的蒋介石的中央军追剿部队。敌我之比达到了空前的40万：3万。

临危受命的毛泽东，能够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冲出险象环生的狭窄航道吗？

四渡赤水纪念碑。

长镜头四：走出奇迹——蒋介石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红军危机关头，他的老对手毛泽东又回来了。

千里赤水河，如同一把被拉得弯弯的弓背。

40万大军，在这张弓上蓄势待发，拉弓的是蒋介石。箭头指处，则是3万人的中央红军。

这就是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前，红军面临的严峻局面。

人均枪不足一支、弹不到3发，已经连续征战3个月的红军需要枪支弹药和药品食品，更需要一场鼓舞士气的胜仗——红军，再也输不起了！

不过，此时的蒋介石却是信心大增。他知道，眼前这个大好时机再也不容错失——从第五次“围剿”时红军开始不计成本地打阵地战，到飞蛾扑火般撞向自己设好的湘江“封锁线”，虽然红军还是那么英勇——但，稍有些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目前的红军已是强弩之末。

蒋介石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此时，他的老对手毛泽东已经重掌红军。

1935年1月29日这天，黔北川南之交的赤水河畔，一支肩扛镰刀铁锤红旗的队伍逶迤而来。脸容消瘦的毛泽东格外引人注目——就在党和红军的理想航船驶进险滩的时候，毛泽东阔步走向船头。贵州，成了他力挽狂澜的开端。

第一仗，西进土城受挫。毛泽东没有恋战，迅速渡过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当蒋介石匆匆在长江南岸重兵阻拦，毛泽东杀了个回马枪，掉头二渡赤水，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两个师另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蒋介石匆匆赴重庆、飞贵阳，亲自督战；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湘等地方军阀铺天盖地涌向遵义城。红军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并用1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没有吸取教训，立刻调兵向川南压缩。这时，红军主力却突然回撤，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这一招吓坏了正在此地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救驾”。

不料红军却是虚晃一枪，继而挺进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城仅7.5公里处——由于主力赶去救蒋介石，昆明守军吓得不敢出城作战。

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保卫昆明，川滇边界的金沙江顿时变成几乎不设防的地带。

机不可失。毛泽东指挥红军，急赴金沙江3个渡口——那才是毛泽东想要的地方。

“战士双脚走天下，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完全是一场用脚走出来的胜利。一年之后，贺龙指挥的红二、六军团又用双脚在离赤水不远处的乌蒙山区走出了一段不战而胜的奇迹。

1936年初春，蒋介石调集5个纵队“围剿”进入黔西的红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审时度势，率部退入方圆千里的乌蒙山区。

当惯了老爷兵的国民党军队哪里是整天钻山沟的红军的对手。高山密林，红军如鱼得水，对于敌军却不啻灭顶之灾。二、六军团在大山深处躲躲藏藏，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北，一会儿又调头向南……一个多月下来，直拖得敌人晕头转向，不得不放弃“围剿”。

1960年，来访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毛泽东却向这位英国元帅谈起了四渡赤水，称这才是自己的得意之笔——在毛泽东眼中，从别人看来注定失败的危局险局中赢得胜利，才是值得回味的胜利。

巧渡金沙江纪念碑。

长镜头五：巧渡！强渡——巧渡金沙江纪念碑与一块江边巨石遥相呼应，无言诉说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身后是几十万追杀而来的敌人——尽管红军与国民党追击军拉开了一个星期的路程，危机依然没有摆脱。

声东击西，影南实北。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按预定方针急速向金沙江挺进。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段插曲：追击红军的中央军将领薛岳因无云南军用地图，急请“云南王”龙云支援。龙云本想派飞机送去，但因机械师忽病，改用汽车运送。怎料，途中遇到红军，20多张地图悉数被截获。陈云记载：“红军上下皆为捧腹，从前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图，今红军入滇有龙云献图。”

毛泽东命令：三路红军以每日不少于100里的强行军，飞奔最近的3个渡口――龙街、皎平、洪门。

春雨时节，金沙江水大浪急。在龙街渡，红一军团首先受挫，渡船已被敌人烧掉，架桥也未能成功；在洪门渡，红三军团刚刚渡过一个团，好不容易架设的浮桥被激流冲垮。

皎平渡，成了最后的希望。

刘伯承率领干部团先队化装成国民党军直扑160里外的皎平渡，乘敌不备抢占渡口，控制了2条船只，接着又在对岸找到了4条船。

6条小船，成为维系中国革命的方舟。

皎平渡以北40里的通安州，地势险要，可居高临下封锁皎平渡渡口。敌人一个旅正从西昌、会理火速赶来，企图抢占这一要地。干部团团长陈赓率两个营为先导、政委宋任穷带一个营跟进，疾行在峭壁上的与敌人争时间。

两军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干部团一个团，打跑了四川军一个旅。

江边，一方巨石之上，成了刘伯承的指挥点。6天6夜，37名船工不停地划船。待到敌人大队人马赶到江边，红军早已远走高飞。

如今，巧渡金沙江纪念碑与那块江边巨石遥相呼应，无言诉说那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如果说，中央红军在金沙江畔是以巧致胜的话，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之战，却是一场硬碰硬的恶仗。

遵义会议后，中央电令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入川。

嘉陵江江宽水急。川军两个军的主力已经在对岸密集布防，红军在敌人火力控制下架桥几无可能，迅速过江，唯有依靠船只。

渡江船只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完毕。1935年3月28日晚，红四方面军打响了长征中的第一仗。

茫茫夜色中，红军向对岸发起猛烈攻击，江面上万船齐发，川军苦心经营的沿江防线被突破。24天内，红四方面军连克西岸8座县城，歼敌12个团，创造了红军有史以来大兵团强渡江河连续进攻作战的成功先例。

强渡大渡河。

长镜头六：大渡河畔——大渡河畔的奇迹，成了长征路上两支开路先锋：红一团和红四团的荣耀。

大渡河，挡在了中央红军面前。

与金沙江比，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大渡河水流更急，巨浪能掀起几丈之高，几十里也找不到一个渡口。

1863年，大平天国骁将石达开率兵西进，在这里全军覆灭。1935年5月下旬，红军在大渡河畔遭遇10万国民党大军南北夹击，又一次陷入生死之地。

看到红军踏上了石达开覆灭的老路，蒋介石给手下将领发报：“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危急时刻，杨得志率红一团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枪林弹雨中，17勇士驾一支从敌人手中夺回的小舟从巨尖上飞向对岸。

但船少人多，2万人马无法迅速渡过大渡河。

杨成武指挥红四团直扑泸定桥。此时，红四团距泸定桥240里，他们要去完成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一昼夜飞奔240里，夺取泸定桥。

脚下是峭壁上的羊肠小道，身旁是咆哮的大渡河水，耳畔是一道更比一道紧急的催征令……

红四团创造了昼夜急行军240里的神话，在敌人还未还得及毁掉这座古桥时，22名突击队员冒死攀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相隔72年，两支走过同一条道路军队，最终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半个世纪后在铁索桥上感叹：“要是渡河失败，要是红军在炮火下动摇了，或是国民党炸坏了大桥，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大渡河畔的奇迹，成了长征路上两支开路先锋——红一团和红四团的荣耀。如今，在安顺场、在泸定桥，一座巍峨的纪念碑和一座红军战士雕塑像，凝固了两个不朽的瞬间。

红军长征纪念碑。

长镜头七：绝地生存——多少从枪林弹雨闯出来的硬汉子，最终没能走出川西高原望一望无际的水草地。

蓝天白云下，恢宏的长征纪念总碑与远处的雪山重叠在一起。碑园选择在雪山与草地交汇处的川西松潘，是因为三支长征大军都曾在这里留下过生命的诗行。

北上与红四方面军汇合，有三条道路可选：向西，路程遥远；向东，敌人重兵把守；中央决定，翻越夹金山大雪山。

高寒，缺氧，暴雪……对于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几乎又是一条死亡之路。

老红军郝毅记得，累得气喘吁吁，朦胧间看见有块大石头，想坐下喘口气。谁知，刚一坐下，石头居然歪倒了。原来，那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早已冻僵了。

长征路上，三支大军翻越雪山21座。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冻成雪人的战友的遗体，如同路标矗立在长长的雪路上。

让无数红军战士毕生无法忘却的，还有雪山下被称作“魔毯”的水草地。一丛丛野花和绿草底下，是一个又一个泥潭陷阱，水中含有毒素，有人喝两口竟然肚子发胀，发病而死。没有粮食，野菜、草根、皮带、老鼠……甚至连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青稞粒都用以充饥。多少从枪林弹雨闯出来的硬汉子，最终没能走出川西高原望一望无际的水草地。

开国上将王平生前回忆，走出草地70多里，彭德怀发现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跟上来，让他带一个营去接迎。只见对岸有七八百人背对背坐着，一动不动。王平带人迅速涉水过河，一个个查看，发现除了一个小兵还有一丝气息，其余的人已经全部没气了。赶紧背上小兵往回返，刚一过河，小兵也牺牲了……

处处生死关，步步是险境。就在穿过草地的时候，严峻的党内斗争，也在考验着这支年轻的队伍。仗着手下兵强马壮，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公然闹分裂，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决议，强行带着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第二次过草地南下。党中央被迫带领红一军团和三军团北上。

一年之后，南下队伍连连受挫，8万兵力损兵过半，不得不三过草地北上。

后来，斯诺问毛泽东：“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腊子口之战。

长镜头八：冲出天险——“我们的侦察兵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毛泽东手一挥，“到陕北，去找刘志丹！”

当毛泽东率领北上的7000多红军队伍来到川甘交界处的腊子口，等待他们的又是一处险峻的关隘。

陡峭的岩壁直上云天，腊子口就像大山中用巨斧劈出的一条细缝，横跨在腊子河上的一座小木桥把两边的绝壁连接。要过腊子口，除了通过小桥别无他路。

桥头碉堡林立，两山之间重机枪把守，敌军两个营已层层布防……红军正面进攻受挫。

怎么办？有人提出攀上峭壁，居高临下突袭敌碉堡，配合正面进攻。然而，峭壁成八九十度仰角，攀上七八十米高的顶端谈何容易？

一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零星的月光下，只见他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绑上钩子，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一段一段地往上爬，在战友们注视之下，像猿猴一样攀上高耸的绝壁——一个个官兵顺着绳索攀了上去……敌人的火力被从天而降的红军死死压住，正面进攻同时打响，横亘在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被打开。

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岷县境内，侦察连长梁兴初带领侦察兵化装成中央军进入甘南重镇哈达铺，找回了刊有徐海东、程子华率红25军与陕北刘志丹部会师的消息的报纸……

走过千山万水，终于有了落脚地。毛泽东喜形于色：“我们的侦察兵，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他大手一挥，“到陕北，去找刘志丹！”

无名红军烈士墓碑。

长镜头九：“死亡军团”——绝地重生的红军，望见了最后一片红色根据地上的旗帜，留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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