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写的是宋江在江州浔阳楼喝酒，将醉之时，联想到人生的遭际，感慨不已。于是，便在酒楼的粉壁上题写了反诗。

书中交代，浔阳楼在浔阳江边因而得名，宋江杀了阎婆惜被发配充军到江州，浔阳楼就在江州城中。按说，有浔阳楼的江州，应当就是江西九江。但是，从书中看，江州城却并不一定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而是另有所指。施耐庵为方便宋江题写反诗，同样施展了乾坤大挪移，把江州与浔阳楼一道，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指哪里？宋江为何要到江州城题反诗呢？

施耐庵笔下的江州究竟在哪里

白居易作《琵琶行》，序言中清楚的记载，他送客的地方是在浔阳江的支流湓江湓浦口。在这首诗的结尾处，白居易是这样写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当时，白居易被贬，其官职是九江郡司马。毫无疑问，江州就是江西九江。

浔阳江是长江流经江西一段的特指，不会指其他地方。那么，浔阳楼是因为浔阳江而得名，则施耐庵所写的浔阳楼必定也应当在江西境内。

书中写道，宋江在到浔阳楼喝酒题诗之前，曾经与戴宗、李逵到琵琶亭酒楼喝酒。这琵琶亭是因为白居易在此送客，作了《琵琶行》而建的一座亭子，也是九江的一个风景点，至今尚存。施耐庵在书中也说：“当年乐天身价重，江州司马泪痕多”。浔阳楼就在琵琶亭不远处，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江州就是现今的九江。

但是，如果仔细读一读原著，就会发现，施耐庵所写的江州，并一定就是江西九江。

宋江发配到江州，途经揭阳镇，从揭阳镇渡过浔阳江，便是目的地。考查揭阳镇之所在，大致应当是今天的江西赣州市石城县。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年)，拆雩都地置揭阳县，先后属庐陵郡、南康郡。地图显示，从石城到九江距离遥远，根本就不是书中所说的，只有一江之隔。

宋江在江州法场获救后，与梁山好汉在白龙庙小聚义。宋江虽然得救，但却要找黄文炳报仇。病大虫薛永打探得黄文炳居住在无为军。施耐庵说，无为军也是在江州的对岸，从蔡九知府的家中，能够看到无为军起火。

实际上，九江对岸并没有无为军这个地方，现实中的无为军在安徽的无为县境内。

从这两条信息看，现实中的江州，就是现今的江西九江。而《水浒传》中的江州，并不一定就是实指江西九江，而是施耐庵借用了江州这个地名，以及非常著名的浔阳楼，写了一段北宋末年的一段真实历史。

水浒传中的江州应当指江苏镇江

江州这个地名，为很多的话本小说与元杂剧所用，一般都是虚指。这有点象现在的电视剧，为避免对号入座而产生误解，地名都是虚拟的。比如说，《人民的名义》中沙瑞金是汉东省委书记，但现在全国行政区划中并没有汉东这样一个省份。

那么，为什么说，《水浒传》中的江州指的是江苏镇江呢？

施耐庵在这几回书中，写了很多的人物，其中，有几个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晁盖、宋江、吴用、张顺、张横等等，都见诸《大宋宣和遗事》记载，以及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而江州知府也是一个可以从正史上考证出来的角色。

施耐庵明写，蔡九知府是蔡京的儿子。那么，蔡京有没有一个叫蔡九的儿子呢？回答是否定的，以蔡京的学问，不可能不给儿子取名，而让他用个貌似乳名的名字做官。但是，蔡京确实有一个儿子与镇江有关。

蔡京共有八个儿子，有两个出任过知府或者镇守过州府，一个是杭州知府蔡鋆，另一个则是蔡翛。据说，这蔡鋆在杭州任上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当地人都把他叫“蔡虎”。义士武松为民除害，杀掉了这个蔡虎，这大概就是“武松打虎”的原型。曾经镇守过镇江的，则是蔡京的另一个儿子蔡翛。

因为施耐庵几乎用实名制写了江州知府，而江州的地理位置显然又不是江西九江，按照小说虚构的原理来分析，施耐庵笔下的江州应当指镇江比较恰当。

镇江发生了什么事

《水浒传》中的地理状况比较乱，有观点认为，施耐庵地理成绩很差，且古代没有导航，梁山好汉经常走错路，地理位置非常混乱。然而，对于江州是哪里这个问题，施耐庵却是非常清楚的。书中很明白的写清楚了浔阳楼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景观，想必，施公曾经到过江西九江。同样，施耐庵对于镇江也是非常了解的，这里的历史沿革，发生过什么大事，也应当非常熟悉。因为，施耐庵本身就是江苏人。

从蔡九这个名字看，蔡京应当有九个儿子才对，但蔡京却只有八个儿子。显然，施耐庵采用了虚实结合的笔法，塑造了蔡九知府这样一个角色。这与梁山三十六人本于《大宋宣和遗事》故事，而又虚构了很多人物与事迹的写法是一样的。

据历史记载，蔡翛这人很聪明，书法很好，官至礼部尚书。蔡翛在朝中为官，知道父亲必然招致失败，于是，与兄长蔡攸商量退路。这兄弟二人商量的结果，是假传圣旨让蔡翛到镇江镇守。然后，乘徽宗南渡之机，勾结童贯，扬言已经让位的徽宗将在镇江复辟。这大概就是施耐庵把蔡翛写成蔡九知府，把江州虚指镇江的原由。

这个历史事件对北宋灭亡影响非常大。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童贯率二十万大军伐辽惨败，遂请求金国攻打辽国都城燕京。金兵攻下燕京后，童贯以重金收购并冒功得封广阳郡王。随之，金国借故逼迫童贯割让两河之地。童贯恐惧，从太原逃窜回京，金兵遂占领太原，西北门户大开，自是酿成靖康大祸。

童贯逃回汴京后，靖康元年（公元1125年）宋钦宗准备御驾亲征，命童贯为汴京留守。童贯拒绝奉旨守京城，反倒怂恿宋徽宗南渡避祸，并与蔡攸等合谋镇江复辟。此事，导致几万军队南下，京城空虚。宋钦宗知晓此事后，立即采取措施，连贬童贯，并迅速将童贯、蔡攸等人追斩于谪贬途中。

施耐庵的曲笔深意

《水浒传》的主题并不是写造反，也不是写招安，而是反映北宋自仁宗嘉佑三年以来，导致朝政腐败，乃至王朝灭亡的种种原因。其中，童贯、蔡攸策划的这次帝争，则是北宋王朝速亡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突发因素。

施耐庵在全书开篇时，就明确告诉读者，梁山之上的一百单八人，就是一群妖魔。而在梁山好汉的故事中，品读出来的形象却又都是仗义疏财、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义之士。但是，如果细细剖析梁山好汉的行为，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这就是施耐庵的曲笔深意所在，文本表面所呈现的和细节之中所隐藏的故事，几乎完全是两个层面。梁山并非仗义的江湖，杀人越货、谋财害命、鸡鸣狗盗、徇私枉法者不在少数。他们与朝廷官府的妖魔一道，构成了宣和年间群魔乱舞的混乱世道，霹雳大仙赵匡胤所开创的“太平盛世”荡然无存（楔子开篇对赵匡胤的赞誉，被多数版本删除）。

梁山好汉之所以是“妖魔”，责任却在王朝统治者。“楔子”中张小娴小说里枣是什么意思，龙虎山伏魔大殿的真人说，锁住妖魔的是大唐洞玄国师老祖。这就说明，妖魔并非一日修炼得成，而是经历了几个朝代，是历代社会矛盾的总积累和总爆发。

这些妖魔之所以在北宋仁宗时期被放了出来，是因为施耐庵在《水浒传》最开头的内容中，指出了宋代宗教国策是以道教为主的三教鼎立时期。而到了仁宗这朝，因为神宗的崇道抑佛政策，道教逐渐成为统领三教的国教。于是，这样的宗教政策下，“道”就变成了妖魔。

大唐开国时的国教就是道教，而且，在唐武宗时期崇道抑佛达到极致。北宋的宗教政策与唐武宗时期一脉相承，这就是唐代张天师锁住妖魔，北宋张天师放出妖魔的隐喻。

嘉佑三年，熙宁变法开始发轫，这场变法所导致的百姓不堪困苦而纷纷作乱、朝廷分裂为新旧两党这两个严重后果，直接让北宋王朝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一年的三月初三，后来的旧党成员参政文彦博与早已故去的庆历新政主持者范仲淹的争执，正是施耐庵在揭示导致亡国的北宋党争。

因而，无论朝廷之上，江湖之中，都是妖魔当道，妖魔勾结，然后以魔制魔。施耐庵通过蔡九这一形象，深刻隐藏了北宋王朝因为妖魔出世所带来的悲惨结局。这就是作者移花接木，把浔阳楼所在的江州进行拼接，然后隐喻镇江的创作意图。

镇江事件书中早有伏笔预示

这个预示是在第四十一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之中呈现的，宋江进了九天玄女庙，得到道教最高阶神的旨意，在道教上界的利诱、恐吓之下，宋江奉天书聚义，然后“替天行道”，以蜕去妖魔皮囊而“还道”。

在宋江接受天书时，施耐庵以天书的尺寸（长五寸、阔三寸、厚三寸）和三杯仙酒、三枚仙枣，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嘉佑三年三月初三五更三点的一次御前会议，决定了妖魔的出世。

宋江奉了法旨，走出玄女殿时，两个青衣使女对宋江说：“星主看石桥下水里二龙相戏。”宋江沿着使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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