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五人墓碑记》的第一篇里面讲了叙事部分，这里将继续讲一下议论部分。原文翻译后如下。

我滴个神呀，在这场动乱中，当官的能够不改变初衷的，这么大的国家里面，能有几个人呢？但是这五个小兄弟，没啥文化，但是慷慨就义，又是为了什么呢？而且那个时期，各种不正确的政府命令，四处抓捕革命党，等到后来新的皇帝上位以后，把当权小人杀掉，难道这不是五个人也出过一份力量么！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发现现在身居高位的官员，遇到问题，要么出逃，还有到寺庙里里面寻求保护的。这种贱人行径跟这五个人对比来看，谁好谁坏，一目了然了。这五个人死后名字能够被当地苏州人民所铭记，流芳百世。要是他们当时没有做出这样的义举，而是选择平淡地过日子，就算能够活到寿终正寝，但是一生被雇主驱使。又如何能位列英雄豪杰之中呢？

所以，我跟咱们应社的各位名士一同感叹，在对死生这样大的问题面前，普通平民之中也有深明大义的人啊。

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和城市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繁荣,市民因而日渐活跃,对政治不是全无所知了。张溥见不及此,还是抱着“士农工商”的老框格去品鉴人物。

五烈士都是苏州的市民,文中虽然颂扬他们的义烈行为,实际上却仍缺乏应有的认识,如说: “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易故哉?”又说:“是以寥洲 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盈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 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言外之意,五人是因为附了麒尾才能得 到士绅们的礼重,本身则愚昧无知,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作者的立场成问题,文中凡是对五人 褒处,同时隐含贬意,显然是受了《曲礼》“礼不下庶人”的毒害的反映。

张氏对这一巨大运动的主要起因,漫不经意,虽然笔酣墨饱,一唱三叹,只不过表面堂皇,终未能搔着痒处。由于有了阶级偏见,便看不到历史的真实,更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张溥的 《五人墓碑记》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例证。

现在谈其它遭受误解的地方和应该注意之点。《五人墓碑记》对魏忠贤并没作较多的批评,对 附魏的一群士大夫转而诛伐不遗余力,这是极易引起误会的,认为作者不知擒贼擒王,竟把 枪口向着次要人物扫射。这是属于误解,我们有责任为张氏申辩。请看《明史·阉党传》

明代宦官之祸酷矣,然非诸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 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灯等, 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 遂至于此!”

宦官之祸,汉、唐都闹得厉害,但还不像明代的猖撅,明代宦官又以魏忠贤为罪大 恶极。可是,魏忠贤目不识丁,坏主意皆出于依附他的士大夫所谋画,如顾秉谦、 崔呈秀、 王绍徽、橄维华、阮大滩等人, 都是著名的为虎作怅者。所谓阉党,其绝大部分的人是出卖灵魂的士大夫。魏忠贤利用他们,他们也利用魏忠贤,同恶相济,狼狈为奸。许多阴谋诡计都他 们想的,许多灭绝人性的事情都是他们干的,不过要得到魏忠贤的认可而已。我这样讲,并无 为魏忠贤谋求开脱之意。即张氏原文对魏忠贤的态度也是严肃的,只是着墨不多罢了。贬词 的轻重与所占篇幅的长短不是绝对要保持什么比例的。魏忠贤穷凶极恶,人所共知,毋庸多说,但是幕后的那班牛鬼蛇神,兴风作浪,对他们进行无情地揭露,才能使人彻底明白真相。张溥在《五人墓碑记》中挖苦他们,还不是理所当然!举例来说吧,阉党的顾秉谦、崔呈秀,他们都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后来都以诌附魏忠贤入参机务,一个做到礼部尚书,一个做到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魏忠贤失败,秉谦家被乡人焚毁,由昆山乘渔船逃到太仓,又遭太仓士民驱逐。

文章中还有涉及用字遣辞方面的争论。文中有这几句:“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有人以为两“夫”字用得太靠近,嫌碰头, 不免为文章的败笔。鄙意以为两“夫”字为用不同:第一“夫”字是发语辞;第二“夫”字应作 “此”解、“这”解,“夫十有一月之中”,就是“这十一个月里”。

《论语》“夫人不言”,

《左 传》,“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两“夫人”皆作“这人”讲。

《礼记·祭义》:“忌日不 用,非不祥也,言‘夫 日’志有所至,而不敢尽其私也。”注:“亲以此日亡,其哀心如丧时。”

陈科《集说》:“夫日,犹此日也。”

第二个“夫”字作“这”讲,扣定上句“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倍见紧凑有力,与第一个“夫”字的用法显然是两样。文中又有这样几句:“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是道者亦已众矣。”慷慨在此属贬词,与通常用以显示意气激昂,或表示毫无吝音者,迥然有别。因此,也有人感到怀疑。

陶潜《拟古诗》有云:“古来功名士,慷慨争此场。”

慷慨,有热中功名的意思,与本文的用法是相似的。这是应行说明的又一点。

《五人墓碑记》一文,充满激情,词语峻厉,这与作者当时的政治倾向是分不开的。周顺昌是 东林党的成员之一,王绍徽在《东林点将录》里称他为“ 天究星没遮拦”,是以《水浒》中的穆弘相比拟的。张溥是应社的倡导人,是复社的领袖。应社是复社的主要组成部分,复社是 继承东林的。

《明亡述略》:“顾径阳、高景逸讲学东林,海内士大夫多从之游,故魏忠贤诬为东林党;而复社则杨维斗、张天如倡之,以踵东林者也。”

杨维斗就是杨廷枢,《明史·徐济传》:“周顺昌被逮,堤骑横索钱, 阳与廷枢敛财经理之。 当是时, 廷枢名闻天下。”徐 、 杨都是应社、复社的主要成员,所以张氏在记中说:“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货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在篇末又说:“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

文中的激情绝不是无缘而至的。再明代散文主要分秦汉和唐宋两派,张溥是倾向秦汉派的,观 其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可知,他在这书的叙文说自己是“嗜秦汉文字”。《五人 墓碑记》夹叙夹议,并且唱叹之笔特多,参看《史记》的《伯夷列传》和《游侠列传》,便可领会其间的关系。但这篇在《七录斋集》一中为别调。张氏实近魏晋而名为秦汉,只是就一代 风气而言,大同之中,仍有小异,文学史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并不奇怪。

那么这一类型的古文，对其中的一些虚词的理解就变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实词已经可以写很多而且基本上跟今天的实际用法取得了高度的一致。

张溥《五人墓碑记》：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何故哉?其中的亦字，历来的书本无注，想是认为当解作也，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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