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文心雕龙.颂赞

（南北朝）刘勰

原文: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文学是什么?，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细物矣。

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文学是什么?，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

然本其为义，事在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赞曰∶

容体底颂，勋业垂赞。镂影攡声，文理有烂。

年积愈远，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辞作玩。

译文:

《颂赞》是《文心雕龙》的第九篇。“颂”、“赞”是两种文体。本篇以后，常用两种相近的文体合在一篇论述。“颂”和“诵”区别不大，本篇中的“诵”字，唐写本《文心雕龙》便作“颂”。“颂”和赋也很相似，汉代常以赋颂连用。

本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颂”的含义、起源及其发展变化情况。第二部分讲“颂”的写作基本特点。第三部分讲“赞”的含义、起源及其发展变化情况。第四部分讲“赞”的写作基本特点。

颂和赞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刘勰在本篇中所肯定的一些颂、赞，大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对这两种文体的论述，刘勰过分拘守其本意，因而对待汉魏以后发展演变了的作品，就流露出较为保守的观点。但对这两种区别甚微的文体和汉人已混用不分的赋颂，本篇作了较为明确的界说；对颂的写作，反对过分华丽，主张从大处着眼来确立内容，具体的细节描写则应根据内容而定，这些意见，尚有可取之处。

（一）

风、小雅、大雅、颂，是诗理的极至，颂是这“四始”的最后一项。“颂”的意思就是形容状貌，就是通过形容状貌来赞美盛德。从前帝喾的时候，咸黑曾作颂扬功德的《九招》等。从《诗经·商颂》以后，“颂”的写作方法就完备了。教化影响到一个诸侯国的作品叫做“风”，能影响到全国风俗的作品叫做“雅”，通过形容状貌来禀告神明的作品叫做“颂”。“风”和“雅”是写人事，所以有“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颂”是用来禀告神明的，所以内容必须纯正美善。鲁国因颂扬周公之功而编成《鲁颂》，宋国因祭祀祖先而辑录《商颂》。这都是用于宗庙的雅正乐歌，不是一般宴会场上的歌咏。《周颂》中的《时迈》一篇，是周公亲自写作的；这篇贤人写成的颂，为颂的写作留下了典范。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达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时晋国民众用“原田每每”来赞美晋军，鲁国人用“麛裘而韡”来讽刺孔子，这都是直接说出，不用歌咏，以简短的话来进行讽刺。左邱明和孔顺，都把这种话当做“诵”来记载。这是有了变化的不正规的颂；颂本来是用以告神的，这种变化已渐渐用于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颂》，内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东西来寄托情意，又把“颂”的内容推广到细小的事物了。

至秦始皇时的石刻，乃是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汉代的惠帝和景帝时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颂产生。所以，颂的写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继不断了。如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歌颂窦融的《安丰戴侯颂》，傅毅赞美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称述邓后的《和熹邓后颂》，有的学习《周颂》，有的模仿《鲁颂》或《商颂》。这些作品虽然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它们赞美功德、显扬形容，其基本法则是一致的。至于班固所写《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所写《西征颂》，就把颂写成长篇的散文，岂不是因过分的褒奖而违反了“颂”的正常体制！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有“雅”的用意却写得很像赋，为什么如此玩弄文词而远离“颂”的特点呢！还有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都是把序文写得很好，而精简了“颂”本身的篇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颂的评论，基本上是精确的，但其中说在颂的作品中“杂有一些风、雅的内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义，这不过是徒然声张一些不合实际的议论，和古代对于铸剑可黄铜白锡相杂的谬论差不多。到了魏晋时期的杂颂，一般没有超越正常的写作规则。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颂》为代表；陆机的作品，只有《汉高祖功臣颂》较突出。不过，他们的作品中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那是魏晋时期颂体已有所变化的作品了。

（二）

“颂”的写作，本来是要求内容典雅，文辞明丽。描写虽然近似赋，但不流于过分华靡的境地；严肃庄重有如“铭”，但又和“铭”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颂是本着颂扬的基本要求来敷陈文采，从广义的意义上来确立内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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