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言简意宏、掷地有声的名言，被后儒尊为“横渠四句”（冯友兰先生）或“横渠四句教”（马一浮先生），其作者，正是张载。

张载画像

生平及作为——

张载进则为循吏，退则为乡贤，以实际行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开拓了儒者担当新局面

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曾作《圣哲画像记》一文，从数千年灿若群星的中华历史伟人中精选32位，作为子孙治学的门径：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

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其中，“周程朱张”分别指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被视为一人），朱熹和张载。北宋中期，张载讲学关中，他的学术思想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南宋朱熹的“闽学”并称为宋代的四大学派。

“孟轲死，千年间，得孔子之心传者，惟周程张朱数人而已矣。”这是中华八百年来的共识，“濂洛关闽”“周程张朱”已成为人们称谓宋代理学的口头禅，为了押韵，曾国藩将其改为“周程朱张”。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其名和字取义于《周易·坤卦》：“君子以厚德载物。”祖籍大梁（今开封），侨居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著书讲学，传道授业，“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横渠先生”。

01

张载少年时就对兵法有浓厚兴趣。当时，北宋西部边境经常受到西夏侵扰，处于边境的张载，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此格外关注，也曾梦想投笔从戎、收复失地。

庆历元年（1041），西夏出兵攻占洮西之地（今甘肃一带），形势危急，张载给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地区军务的范仲淹上书，请求对西夏用兵，并自告奋勇准备联络一些人去攻取被西夏占领的洮西之地，为国家立功。

张载信中所附的《边议》，展现了这位热血青年学以致用、经略边疆的远大抱负和不凡智谋，这让一向乐于奖掖后进的范仲淹惊喜异常。

范仲淹就是《圣哲画像记》中“葛陆范马”的“范”，字希文，谥文正，“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是宋以后文人士大夫梦寐以求的谥号。他“出为名相，处为名贤”“材兼文武，永履仁义”，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所以，“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作为一位起于布衣的君子，范仲淹一生砥砺名节，不易操守，不仅是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作为宋学开山，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诸仁义。

连一向很少称赞人的朱熹也由衷称叹：“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他开创的义庄慈善事业，前后运作八百多年，一直到清末宣统年间，义庄仍有田产5300亩，运作良好，可谓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慈善史上的一大奇观。

范仲淹是一位随时随地发现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的士林领袖，襟怀坦荡，光明俊伟。“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南北重镇安定先生胡瑗、泰山先生孙复，都曾得到他的直接指导和关怀。

张载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爱国热情得到了范仲淹的高度赞赏，并因此在延州军府受到接见。在深入了解张载的学养与抱负之后，范仲淹点拨了一句话，这句话深刻影响了这位青年的人生走向：“儒家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意思是说你作为儒生，本分是研习儒学、重振儒学，不必研究军事博取功名，并且因材施教，勉励张载研读儒家学说中最富于哲学色彩的《中庸》。

02

认真研读《中庸》后北京四中网校优秀英语作文精选精讲(高中版)，张载又认真研习佛老思想，最后回归儒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史称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可见范仲淹知人之明与张载进学之笃。

明儒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这样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词，张载以及历史上其他关中学者也当之无愧。

嘉佑二年（1057），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

在云岩做县令时，政令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化，提倡尊老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

县衙有规定和告示，他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告示，即使不识字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以百姓心为心，并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张载辞官回到横渠后，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并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关学强调的“天序”思想更是渗透到乡规民约中，影响了陕甘冀晋一带的民风民俗，而且，这种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并远播海外——日本企业家就对关学推崇备至，甚至认为扶桑那一套精细管理的规范，就是从关学里获取的真经。

张载的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开宗立派，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范文正公在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自处，横渠先生进则为循吏，退则为乡贤，以实际行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开拓了儒者担当新局面。

于右任亲笔题写张载“四为”句珍拓

思想及影响——

“横渠四句”句句有着落，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有益借鉴

03

《周易·复卦》有言：“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学者之事，最紧要的就是识仁求仁，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对于理学家创始人之一的张载而言，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佛老特别是佛教的兴盛，天下最聪明的头脑都被吸引过去，作为中华本土文化中坚的儒家，文化自信受到极大挑战。“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自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

“仁者，人也”，张载创造性地批判和吸收佛学，创立以气论哲学为基础的关学学派，并以此参与奠基理学，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目的也正是“为天地立心”，挺立天地中人的精神，重建国人的心灵世界。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儒者立志，须令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方为圆成，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或少数君子安身立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有如此气象乃是“为生民立命”。

张载哲学思想最受推崇的是“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民胞物与”是张载在《西铭》（又名《订顽》）一文中提出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与我、物与人，同生天地之间，皆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当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

《西铭》是北宋以来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的文章之一，同为理学奠基人的二程兄弟对张载其他思想多有批评，对这篇200多字的短文却称叹不绝：“《订顽》之言，极醇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康熙皇帝认为“张子《西铭》乃有宋理学之宗祖”。

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哲诺瓦利斯曾说过一句名言：“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而《西铭》的价值正在于对人的精神家园即“立命”之地做了全面而生动的描绘。

04

张载说过：“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弊。”程子也说过：“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圣人之道，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了，他们的使命就是努力续接和开拓这个道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张载反复强调“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为学者要以圣人为目标，如此气象乃是“为往圣继绝学”。

继承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旧邦新命，需要哲思与时偕行。温故知新，儒家的创新往往是在创造性的继承中完成的，不仔细体会难以发觉。张载有首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吟咏芭蕉，托物言志，28字的诗句中出现了7个“新”，充分显示了他果于创新的胆识与追求。

“义理有碍，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多求新意以开昏蒙”，这样的思想随处可见。后世弘扬横渠之学最为有力的王夫之就明言，张载思想学说中有不少内容是“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的。儒学贵在“知”、贵在思想的创新，更贵在“行”、贵在以实际行动积极影响社会，所谓“主持名教，担当世道”。

张载祠（横渠书院）山门

吕大钧等在老师张载的指导下发起实施的《吕氏乡约》，便是关学“经世致用”精神的表现，也是关学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突出体现。伦理道德规范是乡规民约的核心，西周就有这种思想了，但一直没有用文字将其系统表现出来，而制度必须成文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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