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滕文公下

本篇共十章，第一、二、三、七、十各章都涉及对士的出处去就问题的论述。孟子在与时人和弟子的交谈中，不止一次遇到对“不见诸侯”的做法表示怀疑或不解。从孟子的解释看来，他的态度包含两个方面:既要保持人格的独立与自尊，但也不故作清高，摆出一副拒人于门外的架子。在第三章所记与周霄的问答中，孟子道出了这两方面态度的深层动因:君子急于出仕，但又必须走正道。他的意思，一是手段与途径必须原则，和第一章中对“枉尺而直寻”的批评联系起来，这里显示了孟子反对以利益衡量行为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公立的道德观”;二是君子必须用世而有为，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践品格”。非功利的道德观使孟子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自尊，对公孙衍、张仪等策士的鄙视正是由此出发。入世的实践品格又使孟子在待人接物中具有一定弹性，对段干木、泄柳、陈仲子等廉士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立场。这两个互为补充的方面，也就是儒家的“中庸”原则在出处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本篇其他各章，是对士之价值与使命(第四、九章)、仁政之意义与推行仁政之决心(第五、八章)、举贤授能(第六章)等问题的论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九章，既可由此了解孟子与杨朱、墨翟学说的分歧所在，也可见他以“正人心，息邪说”自命的道义担待，这是孟子一生理想所系。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皱国（今山东皱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贻矩”指《孟子》七篇给天下人为人处世的规矩。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等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了子思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着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公益活动的意义作文，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着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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