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病

诚一

父亲50岁办了内退，还在外做了几年的木匠活，大约快60了吧，手和脚便开始无意识地不停抖动，随着时间的渐深，抖动也由轻到重，以至端碗拿筷都变得艰难，于是筷子换成了汤勺，碗由瓷换成金属的且搁在桌上，以至夹菜都由旁人代劳。

这病在他的二个姐姐身上也是相同的，其中大姐与他同父异母，小姐是同父同母；这病肯定是遗传的，且与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的血脉息息相关。

是什么病呢？

帕金森综合症，这是一个至今也无法治好的病，据说是脑部神经的问题，有一个顶端的治疗方案，就是开颅在脑内装一个神经连接器，但不能一劳永逸解决病痛，大约三五年后，需再次开颅置换新的设备，其费用非常人所能承受，且患此病的人还需身体强壮者。

这两点父亲都无法具备，于是我常见到父亲用右手拼命的捏住左手，口里不停地念叨，“怎么捏不住呢？怎么就捏不住呢？！”语气一声比一声的高亢，是哀伤的潮水一浪比一浪汹涌地在拍击他的胸膛，最终他的右手也不是左手的救命稻草，他无力了，只任由双手像开足马力的电动筛，在自己的面前不停的颤动；有次，我看见他瞄着自己的双手，眼角淌着泪水，现在我回忆起时，更觉得那些泪水是泥沙翻滚，颜色浊黄的黄河。

父亲，在他少年时也得过一场病。大约在他十岁左右，因贪玩游泳，在一个水温很高的池塘里泡了不知多长时间，第二天就神志不清浑身滚烫， 我的爷爷请遍医生竟无人能治，已经把他放在门板上，任其奄奄一息，要不是一个老人说了一个偏方——用乌鱼儿熬汤喝；就死马当作活马医，父亲却渐渐的好了起来！

这件事，父亲说过无数次了，所以他一生中一直坚信，乌鱼汤是所有鱼汤中，味道最鲜美的。

父亲，在承受帕金森的折磨里，也曾绝望的抱怨过他的父亲，“你为么事生我，让我得该死的病”；而我清楚的记得，那是父亲还能踉跄着走动的一年清明，他非要闹着去山上祭祖，一路上他噙着泪光，或许那时该死的帕金森还没有折磨得让他绝望，一想到祖父的早逝便悲从慈中来。

一想到这些，我就看到了绝望，那些命中注定的东西，是枷锁和诅咒，飘冥着可以看见的归宿；有段时间，我疯狂的热衷于庄子的击鼓而歌，以为只有灵魂无惧死亡的高蹈，才可以无视肉体饱受的折磨。也许我对了，也许只对了一点点，当我在一个冬日看见母亲在用剃须刀刮去父亲那头稀松零乱的白发，他在阳光里闭着眼睛露出的笑容，在一脸沟渠的纵横中，竟让我看到一个婴儿的样子，给了一颗糖舔着，便是最美好的事，那一脸的沟渠便不在是皱纹，而是注满欢愉和满足的宁静春水；而母亲则面目慈祥，是真正母亲的样子，仿佛那个糟老头是她的儿子，这一目让我看到了心地善良的人，是如何被这个该死的帕金森修炼成菩萨的面眉。

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记得他还可以做得动木匠活时，有一次感冒了，总听见他在擤鼻涕，到了第二天凌晨却听到堂屋里有锯子在铮铮作响，那锯着木头的声音，仿佛由远而近的潮水，一声声比一声声急奈奈和熏的日记汗汗，我知道父亲又在实施他的出汗疗法，只有用尽力气把自己折腾得浑身大汗淋淋，小小的感冒也就好了，治病又何须求人呢？！不光不求人，甚至也不盲目地相信医生的话；那还是在木器厂上班时，父亲有根手指被电锯割了一个，需要住院治疗的口子，在治疗的过程中被化脓了，当时医生强烈建议截肢，父亲死活不愿意，也渐渐好了。当父亲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时，他的语言中充满了对那个医生的不屑，以至于弥漫到对医生这个职业的不屑。

但当他患了帕金森后就不同了，他迷信各种偏方和大把从医院买回的药丸，仿佛只要人间有的病，没有药可以治不好的，只不过是药不对症而己；所以医生这个职业，对他而言，是怀满虔诚的期待，哪怕经历了无数次的失望，一直幻想着一定有个“神医”能够治好该死的帕金森。所以在他患病之初，兄姊们到处去挖过桑树根，用以煎水来捂熏他的腿部；也陪他到需坐麻木车的乡间，造访过隐在乡间，墙上挂满锦旗的“名医”。

父亲患病后的饮食起居，一直由母亲看顾着，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和家庭；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里，社会正在经历企业改制的变革，下岗与下海让人们都置身于时代的漩涡，而对于父亲则更加沉重，因为自负赢亏，最终连几十块钱的退休费也没有了着落；这是他人生中最煎熬的日子，即不想向在生活中挣扎的儿女张口，又无能力再去挣到一分一厘的钱。有次母亲便投诉我，说在她去买菜的间隙，父亲爬到了水缸旁，欲投水而亡。隔了些时，我和他喝酒，我与他小心翼翼地提及这件事，我劝他，“您这样做了，晓不晓得，老娘要背几大的责任”，他低着头像犯了错的人，良久无语；当他猛的一下昂起来时，闪着泪，“我也不想，这好的社会，这病就把我弄成了废人……”我知道他再说下去，情绪肯定偏激起来，便连忙跟他倒酒，哄着他喝了一杯又一杯，只到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喝，要我搀着去睡；望着他的脸在轻匀的鼾声里潮红如夕云，我松了一口气。

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当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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