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江姐）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

这首广为传唱的红色经典歌曲《红梅赞》，是歌剧《江姐》的主题曲，自1964年问世以来，以其独有的生命力，穿越了半个世纪的岁月尘雾，传颂至今。歌剧《江姐》的人物原型，便是在全国即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江竹筠烈士，而那傲雪欺霜的红梅便是江竹筠烈士江姐典型性格的集中体现。

“要革命还怕什么！”

江姐可以算是党的同龄人，她出身贫困家庭，年仅10岁就到重庆的织袜厂当童工，现实的黑暗和周围的进步人士教育了她，使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于是追求进步与光明的她冲破重重险阻，寻求入党。当介绍人问她：入党后会遇到各种艰难困苦，也可能牺牲，你是否认真考虑过这些问题？江姐早已心中有了定见：“要革命还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安乐与享受。我决定入党，就是决定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江姐一家

1939年入党后，江姐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多次出色完成任务。1944年，党组织出于工作需要，让江姐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成夫妻，其“家庭”成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翌年，江姐与彭咏梧结婚。1947年，彭咏梧负责领导上下川东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随夫一起奔赴战斗前线。1948年，彭咏梧不幸牺牲，敌人残忍地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城门上示众。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起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她是彭咏梧之妻，长时间充当彭咏梧的助手重庆往事电影，手中掌握许多重要的秘密关系，便妄想从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审讯江姐，百般威吓利诱，江姐丝毫不为所动，徐远举一无所获，便下令上刑，企图用严刑拷打来摧毁江姐的意志，给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用绳子将江姐双脚和双手捆起来，面朝下背朝上），等等。尤其是夹手指，特务把江姐的手指放在一把特制的四楞筷子中间猛夹，持续数十分钟，江姐疼痛难忍，多次昏死过去，但始终坚贞不屈。审讯结束后，江姐被送回牢房，战友们充满敬意地慰问这位坚强的女战士，并帮她治疗手指。她告诉大家：“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筷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当文艺工作者把江姐的真实事迹写成歌剧时，江姐坚贞不屈的形象感染了无数人，以至于一切善良的人们都希望江姐能够活下来。1964年10月，毛泽东亲临剧场看完歌剧《江姐》后，深为感动，向创作人员提出“是否不要江姐死？”后来创作人员曾经设计了江姐最后被解放军和游击队解救的情节。当然，剧本可以改变，可惜历史无法改变，江姐确确实实英勇就义了。

渣滓洞变成了大学堂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江姐和她的战友虽身陷囹圄，但也意识到新中国马上就要诞生。他们既为革命胜利而欢欣鼓舞，又担心他们因为长时间的牢狱生活导致体质和工作能力下降，即使能够出狱也很可能会落后掉队，成为党的包袱。江姐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坐等胜利，为了迎接伟大的胜利，每一个人都应该加强学习，锻炼身体，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她的想法得到战友们一致赞同，大家都认为必须加强学习，学习政治，学习各种知识，还要锻炼身体，才可能不会成为废人，不至于成为革命前进的包袱。

渣滓洞审讯室内景

但是渣滓洞里既没有书本又没有笔墨，如何学习？江姐考虑到被关押的战友有几百人，每个人都从事过许多不同的工作，都学过许多知识，如果每个人将自己学过的知识写出来，就可以成为大家的学习材料和书籍。江姐凭着记忆写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大纲，并与战友的记忆互相补充完善，其他战友又默写出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甚至还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文学》，还有化学、物理、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战友们还发明了笔和墨：把吃饭时偷偷藏起来的筷子磨成竹签就成了笔，用烂棉絮烧成灰跟水调和就制成墨水。用黄泥巴搓成笔，就可以在地上演习数学公式、解答几何题。战友们把如厕用的毛边纸节省下来，于是各种各样的书就凭着大家的记忆一本又一本地被默写出来了。为了学习的权利，战友们与特务、监狱斗智斗勇，居然把渣滓洞变成课堂，把牢房变成教室，仿佛大家不是被关押在监狱随时可能遇难的“囚徒”，而是一群在大学里如饥似渴学习知识的莘莘学子。

为了迎接革命的胜利，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曙光，战友们黎明即起，锻炼身体。即使是在阴暗潮湿狭窄逼仄的牢房，大家经过不断探索尝试，发现只要合理安排，几乎什么健身运动都有办法做。

于是，所有牢房的战友形成了良好的生活规律：早晨健身，夜晚监狱灯光微弱，不适宜学习，也变成健身的好时光；白天上午和下午，则是各牢房战友抓紧学习的黄金时段。

一位革命母亲留给独生子的遗书

1949年8月26日，江姐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不会轻易放过革命者。最让她放心不下的就是她和彭咏梧烈士的独生子彭云。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同时革命者也是普通人，也是普通的母亲，也会有伟大而平凡的母性。当母亲的角色与革命者的身份发生冲突时，江姐舍小家顾大家，但还是想尽可能地履行母亲的职责，她用那双在渣滓洞惨遭刑罚摧残的手写下了托孤遗书。1949年10月，江姐通过狱方同情革命的人，辗转将托孤遗书送到重庆市育才小学，交给彭咏梧烈士的妻弟谭竹安，也就是彭云的舅舅。

江姐托孤遗书（局部）

江姐首先向代她抚养彭云的谭竹安表达自己的感激和愧疚之情：“竹安弟：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个样子。……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当时国统区物价飞涨，谭竹安生活不易。

紧接着，江姐又表达了她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对国家局势的准确判断：“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6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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